大连海事陈荣教授怎么样 如何看待当今社会兴起的国学热潮
跪求：发展旅游业的利与弊各是什么？国学热的主要原因，如何看待当今社会兴起的国学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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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求：发展旅游业的利与弊各是什么？
您好！欢迎观看1986年度亚洲大学生辩论会。今晚，我们是举行大决赛，相信大家都认为前两场的辩论是非常精彩的。以此类推，今晚上这场决赛，其精彩程度更不在话下，大家可以大饱眼福了。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许多贵宾，到广播局来为双方打气。让我们以掌声欢迎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庄日坤先生、交通与新闻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先生、大华银行集团主席黄祖耀先生以及广播局副主席郑东发先生，何次长将为我们主持颁奖礼，在比赛规则方面，大家都了如指掌，在此，我不重提。好，让我正式宣布：1986年度亚洲大专辩论会大决赛正式开始。 今晚对垒的队伍是：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现在介绍今晚参赛的代表，在我右手边的是正方的香港中文大学代表，第一位是缪莉莉同学，缪同学是工商管理系一年级学生；第二位是黄越同学；第三位是金岭同学，金同学是英文系第二年级学生；最后一位是周宇同学，周同学是企业管理学系第三年级学生（掌声）。在我左手边的是反方的中国北京大学代表，第一位是李玫同学，李同学是经济管理第二年级学生；第二位是杨金岭同学，杨同学是国际经济系第四年级学生；第三位是王雷同学，王同学是国际经济系第三年级学生；最后一位是马朝旭同学，马同学是国际经济系研究生。现在是为大家介绍大会不可缺少的人物，我们的评判团：第一位是来自澳门东亚大学的程翔辉副教授；第二位是陈荣肇博士，陈博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第三位是陈长明教授，陈教授是我国南洋理工学院土木及结构工程学系系主任；第四位是张毅飞博士，张博士是我国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主任；最后一位是祝开锦博士，祝博士是ibn研究所研究员。（掌声）今晚的辩题是：“发展旅游业，利多于弊”。今晚正反两方的立场全由抽签决定的。好，现在让我请正方第一位代表：香港中文大学的缪莉莉同学表明立场，时间是4分钟，请。 正 方：反方同学，如果发展旅游业是弊多于利的话，那么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包括今日参加比赛的中国、新加坡、澳门和香港都不抑制旅游业的发展呢？主席先生、评判先生，各位，今天的辩题是“发展旅游业，利多于弊”，我方是正方，我将首先说明发展旅游业的定义，以及所带来的各项利益。我方下一位同学将阐述发展旅游业的一些问题。旅游基本上是一种吸引外国人来本国消费的行业，它的发展帮助国家吸取外汇。一个旅客到外地旅行肯定是要花钱的，他首先必须解决他衣食住行的根本问题。所以，上至旅社，下至街边的小贩都帮助国家赚取外汇。在1985年，香港的旅游业就帮助香港赚取了近20亿美元的外汇。再看看斯里兰卡，旅游业每一元的投资，都帮助该国赚取了6毛7分的纯利。这里外汇的增加，正帮助了国家，国际收支平衡。另外，在今日这个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的世界中，旅游业是比较不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的。因为旅游业的产品，是要顾客自己上门来取的，并没有出口品，所以，如果我们要对旅游业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话，就只有阻碍自己国家的人民到外地去旅行，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一般国家都不愿意采取这种政策的。此外，旅游业是一种可以灵活发展的行业，我们只要用一点脑筋，便可以配合自己国家的特点，独特的文化、工业和自然环境，甚至一种独特的节日去发展旅游业，使其具有特色而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消费。这门行业是不必依靠某种特别的天然条件，也不必和自己本地的文化工业或者生活特色发生冲突的，而最重要的是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交通、通讯和水电工艺设备等等的发展，这些往往是发展工商业的基本条件。所以旅游业的发展，正是帮助一个国家以外资来替自己国家将来种种发展铺路的长线投资。此外，旅游业也带来了其他有利的作用，像促进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人民间的相互认识。我方并不否认，发展旅游业是有利，有弊的，只是认为，利是多于弊的。但是衡量利弊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利弊的多少，除了数量之外，还包括了强弱的问题。一个大利就抵销了好几个小弊了。我们还要注意是深发性的问题，一个可以带来其他很多利的利，就远远地胜过了一个不能带来附带利益的利。而最重要的，就其必然性的问题，一个必然的利，就比十个可能的利重要得多。权威经济学者在《亚洲旅游业的经济影响》一书第337页有如下的结论：像任何工业一样，旅游业有利有弊，可是仔细衡量，便可以发现，旅游业的利，尤其是在经济上的利，是远远超过于弊的。以上的见解，正与我方不谋而合……
建议从 发展旅游业的意义，为主切入点。
真正需要我们认真关注的，是发展旅游及旅游产业的重要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和谐社会当然有着丰富的内容，人的精神层面的和谐，应该是和谐社会题中的应有之义。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旅游活动的开展以及旅游产业的发展，是以社会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的。只有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人们才有能力从事旅游活动，旅游产业也才会产生。改革开放初期，不可能有今天如此大规模的旅游，也不可能会实行“黄金周”长假制度；而近年来旅游活动的大规模兴起，也恰恰说明，经过近三十年来的不断发展，我们在经济方面已经具备了从事旅游活动的实力；在精神层面，已经产生了这一方面的需求。从这个方面来说，促进旅游活动的开展，大力发展我国的旅游产业，应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产业的角度来分析，大力发展我国的旅游产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旅游产业是新兴的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的是，旅游产业能耗低、环境污染小、能够吸纳较多的就业人员、产业关联度高、创造附加值的能力强。因此，可以说发展旅游产业，也就是发展国民经济。而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能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这样的经济结构，不利于可持续的发展，需要调整。调整的方法，一是改造传统的产业，再有就是大力发展新兴的产业，比如说旅游业。
金融业当然不是旅游的旁观者。旅游活动本身就已经为银行业、保险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目前金融业对于这一市场开发的深度与广度都不够；而旅游作为一个产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业可以着力的方面也很多，也需要金融进一步开发。
先说好处
一方面拉动当地的内需（人们有了外快），另外带动当地的服务业的发展，经济上去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当然就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总值也就提高了，可以用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美化环境。
另一方面，旅游业被称为第三产业，他有他独特的优点，如吸收劳力，对人们的技能要求不高，不像第二产业那样。然后是旅游业在以前被称为无烟工业，就是说他们有污染，或者说污染很少，且污染容易被处理，不像工业污染。
再说坏处
旅游业的发展必然会对一些自然风景或人文遗产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因此要在开发旅游资源的基础上保护它，使得不被破坏或者破坏很小。
国学热的主要原因
这次国学热的出现与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从一个曾经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大国，沦落为在西方的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的封建帝国。巨大的反差，使国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感情色彩占据了上风，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沦落到那个样子，全是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惹的祸，于是，批判传统文化，否定儒家思想就成为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主流思潮，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五四时期、全国解放初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儒家思想先后遭遇过数次大劫难。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我们的社会走出了过去那种封闭保守的僵化状态，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人越来越迫切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越来越需要表明自己民族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的东西，这就激发了中国人复兴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当我们试图从传统中寻找能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象征时，挖掘传统文化及儒家思想中有价值、有益的思想资源就成为很自然的事，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这或许就是当今国学热产生的一个原因。 亚洲四小龙就是指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研究儒家的声音基本上消失了，儒家思想研究的重点转到了我国港台地区。港台地区研究儒学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香港的新亚书院，一个是台湾的东海大学。但在港台地区，真正兴起，真正受到重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为什么？因为七十年代欧美经济不景气，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却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对这种现象，东西方学者很自然就要追问: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会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它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当人们试图探寻其中的深层原因时，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是得益于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的基础就是来源于有着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儒家思想，就是来源于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价值观”。在这些学者看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精神动力正是来自于儒家伦理，是对儒家伦理的成功应用和改造的结果。如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在他的《论语加算盘》一书中，认为自己成功的经验就是算盘加《论语》，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开创了儒家式经营之风。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荣照也提出了儒教精神促进了新加坡经济起飞的观点。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儒家思想传统的国家，作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很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联想:儒家文化、儒家伦理导致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当我们的经济要发展，要腾飞的时候，也必须重视对儒家文化、儒家伦理的研究。这或许是当前国学热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创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二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冯友兰、贺麟等。这两个阶段大致范围是1919年到1949年，是在大陆出现的。三是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是现代新儒学的成熟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方东美等。四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复兴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第三代、第四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主要是在港台。当代国学热的兴起与港台地区第三代、第四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以接续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主张在西方文化面前，应该完好地保留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国民精神。他们著书立说，四处讲学，身体力行，在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陆续续在大陆出版并广为流传，大陆学者也兴起了对港台新儒学学者及其思想的研究高潮。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交流的不断扩大，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儒家文化热和国学热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据说，我国目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大约有3500万，这些华人散居在世界的各个不同角落，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归属和认同，对具有共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归属和认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我国每年举办的各种祭祀活动，如祭祀伏羲、祭祀黄帝、祭祀大禹、祭祀孔子等，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回到祖国，共同祭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和道德始祖，这些海外华人的思想情感和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外力，也推动了当前国内国学热的升温。 近些年来，一些高校纷纷成立有关国学、传统文化、儒释道思想的研究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安徽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等，出版的学术著作及研究文章不计其数，每年都要召开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欧美、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有相当规模的研究机构和学术队伍。媒体方面，阎崇年先生在《百家讲坛》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等等，这些学人雅俗共赏的讲座，重新唤起了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除了电视台外，还有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譬如《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等等。最近刚刚颁布实施的《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种种现象说明了中国人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在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和民间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国学热的出现是不可能的。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促使我们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和文化身份，国学热应需而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但是，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成为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日本人的惟一标志。悠久的传统文化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审美情趣和行为习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更加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合理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这个重要资源，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这是国学热兴起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当前这一股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是我们对一百多年来批判和否定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反思，是对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后的积极回应。我们应该顺应这股潮流，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真正担当起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重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何看待当今社会兴起的国学热潮
编者按: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兴起了一股“重振国学、振兴国学”的热潮，得到了社会上不少人的支持和欢迎，同时也有尖锐的批评意见，并就一些文化主张和观点展开了争论。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学者们对其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这是完全正常的，也是有益的。那么，国学到底怎样定义？国学热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国学？就以上问题，理论网记者专门采访了党校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王杰博士，希望他的观点能给大家带来有益的启发。
党校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王杰博士
记者：王老师，您好，我们从网络、媒体、杂志、报刊上感觉到这样一种现象，孔子、老子、周易、史记、三国、水浒、唐诗、宋词、元曲，又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比如《百家讲坛》邀请了各高校教授讲学。近一、二十年来，由于官方的支持、学界的推动、民间的关注和媒体的普及，国学逐渐升温，为什么国学现在会突破自身的范围，突破自己的学术圈子，走向民间大众，成为社会、学界、老百姓共同关注的话题？
王杰教授： 国学热的出现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是历史的必然。第一个因素是中国近年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引发的国学热。与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日益强盛、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有着密切的关系。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由曾经是政治、经济、文化遥遥领先的国家沦落到不堪一击的封建帝国，由曾经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的一个大国，在西方的洋枪洋炮面前，失去了国家主权，国将不国。当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在反思这种现状之后，不理性的把这种被动、落后、挨打的棍子打在了传统文化身上、打在了儒家文化的身上、打在了孔夫子的身上。从太平天国起，五四运动到“文革”时达到了登峰造极，可以说，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最大范围的试图毁灭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刮目相看，令所有的炎黄子孙引以为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中国人越来越希望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越来越希望证明我们民族中那些独特价值的内容，也就是说，越来越激发了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了我们复兴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当我们试图从传统中寻找能够代表我们民族精神价值的时候，挖掘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思想内容，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个背景下，复兴中华民族强烈的责任感在社会、在民间涌动起来，我们希望了解我们民族的过去。
第二个因素是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引发的国学热。亚洲四小龙是指新加坡、韩国和港台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对儒家文化研究的声音几乎就消失了，儒家思想就成为了封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走向边缘，研究的中心转向了港台地区。在港台地区真正的兴起研究儒家思想的潮流是在70年代以后，当时亚洲四小龙出现了经济的腾飞，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当我们探索其背后的原因时，我们发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与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这种经济奇迹来源于儒家伦理精神的支持。森岛通夫在《日本成功之路》一书中，归纳和总结了儒家伦理与东亚国家经济成功的关系，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认为，应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加《论语》的基础上，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荣照也提出了儒教精神促进了新加坡经济起飞的观点。李光耀也指出，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看，使我深深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受过儒家思想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成为亚洲四小龙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来源于儒家伦理精神的支撑，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发源地，当我们面临经济腾飞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想到经济要发展同样应该重视儒家思想，这也是当前国学热兴起的一个动因。
第三个因素是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对国内学术界的反哺引发了国学热。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等，这些国家和地区比我们更重视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比较大的转折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由地域文化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指导思想。第二个大的改变是朱熹时代，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渐渐吸收了佛教、道教的内容，形成了宋明理学。到20世纪，儒家思想面临着第三次大的转型，也就是现代新儒家，其中又有四个发展阶段，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二是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代表人物有冯友兰、贺麟等；前两个阶段主要是在大陆； 三是20世纪50年代初到70 年代末，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四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代表人物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后两个阶段主要是在港台地区。尤其是第四期的代表人物对国学热的兴起促动更大，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应该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尊严，他们著书立说、四处讲学，在世界很多国家影响非常大，其著作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传到了大陆，大陆很多学者也掀起了研究现代新儒家思想的热潮，港台学者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认同和归属，反哺到大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促动因素。
第四个因素是国学热的兴起与海外华人的积极推动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归属和认同，对他们都是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的归属和认同，对具有共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归属和认同。这些海外华人认为，不管他们在外漂泊多久，他们的根始终在中国，他们会非常强烈的表现出对根的追寻，对故土的眷念，每年我们都会举办各种祭祀活动，他们会不约而同从世界各地回来祭祀中华民族共同的道德始祖、人文始祖。
第五个因素是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巨变引发了国学热。90年代出现了几种声音：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这些观点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国内刚发生“六四”风波，随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标志着我国从一种单一的社会模式走向多元化社会模式，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用哲学术语表示就是价值观的多元化。人们信仰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遇到了危机，成为被怀疑的对象，面对马克思主义出现的信仰危机，人们一下子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感到无所适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信仰危机，那我们还能信仰什么？用什么来弥补国人思想、精神和信仰的空白？一个人、一个国家总是需要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的，这种思想不去填补，别的思想就会去填补，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决定，当人们把目光再次转向中国传统文化时，人们发现，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大量优秀的丰富的具有普世性的思想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我们国家在搞市场经济过程中，在进行现代化过程中所缺乏的，是我们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转轨过程中所需要的。传统文化中那些已经深入到我们血液、毛发、灵魂中的东西在久违了我们近百年后再次被激活，人们迫切需要有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信仰，需要建构一套适合当今社会的道德信仰体系，迫切希望儒家伦理能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成为民间百姓的精神寄托和精神支柱，国学的兴起，很显然得益于这样一个大环境。
第六个因素是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矛盾以及对良好社会风尚、对真善美的热切呼唤引发了国学热。人们感觉到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背后，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出现了荒芜、扭曲，感到心浮气躁，无所适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沦丧，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充斥着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我们反问这个社会，难道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道德的缺失吗？难道经济发展就不需要文化支撑了吗？当我们重新回到民族文化中，其中的重生命价值、重道德修养、重礼义廉耻等，这些恰是我们这个社会久违的东西，人们希望通过传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全体素质的目标，呼唤社会的道德良知、呼唤正义的力量、呼唤健全的理想人格、呼唤人性中真善美的本质。
第七个因素是学界与媒体的传播与普及，推动了国学热的勃兴。近些年来，一些著名高校以及一些地方院校或宏观或微观纷纷成立有关国学、传统文化、儒释道思想以及某人某学派的研究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大学国学院、厦门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等；出版的学术著作及研究文章不计其数，每年都要召开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欧美、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有相当规模的研究机构和学术队伍。这是学界方面的推动，还有一方面是媒体的推动，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为首的媒体的推动，重新唤起了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还有纸质媒体，如《光明日报》开辟了“国学版”。这种现象说明了中国人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在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和民间基础，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心理支撑。没有这个基础，国学热的出现是不可能的。学界和媒体在这方面，确实起到了研究、宣传、传播和普及的作用。
第八个因素是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促使我们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和文化身份。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失，不管社会如何变迁，民族文化不可能改变，杨丽萍的《云南印象》从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象征的身份。只有寻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之源，才能辨清今后的发展方向；只有寻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之脉，才能泽惠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只有寻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之根，才能切实把握中华民族的命运，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的来说，当前这股国学热的兴起，是我们对一百多年来批判和否定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反思；对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的积极回应；对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人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以及人的身心矛盾冲突的道德呼唤。这股国学热，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