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业大学吴强怎么样 中国传播媒介的发展史？
高风哪里的人？中国传播媒介的发展史，中国重工的领导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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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哪里的人?
以下都是高风，楼主说的是谁？！
.中共保定市委书记,革命烈士
高风（1886-1926），中共保定市委书记,革命烈士。 原名高梅村,1886年2月生于湖南省华容县。幼年入私塾读书。后考入罗家嘴镇小学。1907年考入南县南洲中学。1911年考入长沙省立高级师范学校学习音乐和体育。1915年毕业后回到华容南山任高小教员。他对华容的政治腐败、贪污盛行极为愤慨,撰写了《今日之华容》和《华容教育丑史》予以揭露和抨击,散发全县,因此遭到地方豪绅的忌恨和迫害。 1918年7月赴长沙,寻求留法勤工俭学之路。由于战乱,湖南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几十名学生被冲散。他和罗喜闻等人辗转到京,在内府库八号租房自炊,日间到大学旁听,夜晚入大学法文班学习法文,并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和赵世炎等。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游行演说,抵制日货,经受了革命的洗礼。1919年秋,他返回华容县,申请出国津贴。得知到县政府申请赴法津贴的毛遇顺等6名学生被无理关押后,他顾不得为母守孝,联合华容学友会电告省政府,进行控诉,四处奔走,求得社会舆论支持。长沙《大公报》三次报道《学生高风呈诉县知事诬殴赴法勤工俭学生之事》。迫于舆论压力,县知事释放了被关押的学生。 1920年12月,他与罗喜闻、何长工等120余人,从上海乘船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到巴黎朗古尔工厂做杂工。在周恩来、赵世炎的帮助下,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他和罗喜闻创办了《海外乡谈》,斗争矛头直指国内反动当权者和土豪劣绅。1923年2月,他出席少共临时代表大会,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3月,同赵世炎、王若飞等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 1925年春,他秘密回国,在河南汲县从事工运。曾任中共北方区委印刷厂厂长。1926年4月,任中共保定市委书记。当时保定是北洋军阀盘踞的中心城市之一,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他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和工运、农运、学运、妇运专门委员会,从市内发展到农村。1926年9月16日,大批军警在叛徒的带领下,包围了市委机关。他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捕。他利用放风的机会,向同志们交待"互不牵连,改名换姓"的斗争策略,自己亦化名高风。敌人多次酷刑审问,他皮开肉绽,仍坚贞不屈,严守秘密。敌人见从他们嘴里掏不出什么,便决定将他们全部杀害。吴佩孚电令对这一案件严办。他和一起关押的市委组织部长王志远、市委宣传部长谢光沛分析了形势,认为没有人付出牺牲是不能结案的。大家都争着牺牲自己,保护别人。他说:"你们什么也不要承认,叫敌人杀我一个人好了!"10月7日,他对审讯官宣布:"我就是高风,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以自己的壮烈牺牲,保全了其他同志,也保护了党的组织和机密。他从容就义,时年40岁。
编辑本段3.新疆籍雕塑家
【简介】 1975 生于新疆 ，1994毕业于新疆师范大学美术系，1995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 【作品】 1997《丝路风影是行》个展 北京 2000 《呼吸》 北京 2001-2002《灿烂》行为 北京 2001 《盐》行为展 北京 2002《我的灿烂，我的屁股》行为装置 北京 2002 《炫》 广州 2004《高风个展》 北京。
编辑本段4.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个人经历】 1982年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后在机械工业部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工作。 91年获自动化专业工程硕士学位 历任助理工程师（82～87年），工程师（82～91年），高级工程师（91～96年)，教授级高级工程师（96～今）。 97年底到北京工业大学电子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工作 【研究项目】 曾参加和负责过国家“六五”、“七五”科技攻关和“八五 ”重点建设项目。 完成科研课题30多个，合同总额达八百万元。 【研究成果】 快速高精度数字测速系统 实用新型专利 数字静止给定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微型机电流调速器 实用新型专利 获奖情况和荣誉称号 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一个 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一个，三等奖一个 91年被评为机械工业部优秀科技青年 95年被评为机械工业部95年度青年科技专家 5，画家高风
编辑本段国家二级美术师
简介
高风字高原,祖籍山东.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文学学士)国家二级美术师,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晨报书画院副院长兼办公室主任,北京宣武区文联理事,丑石印社社长,师从王盛烈,王界山,杨福镇.为张步先生入室弟子.88年在日本前桥举办个人书画篆刻展.90年在北京举办关东四人联展,90年在黑龙江省举办艺友10人书画联展,2008年在北京举办当代名家西部巡回顾10人书画联展.
获奖及参展情况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市美术、书法、摄影原创作品大赛一等奖（北京市文化局主办） 黑龙江省第十二届篆刻艺术展入展（黑龙江省书协主办） 第四届全国楹联书法大展入展（中国书协主办） 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入展（中国书协主办）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第四届全军书法作品展入展（中国书协主办） 惠风和畅全国书法展二等奖（广东省委统战部主办） 广东依法治省书法大展入展（广东省人大主办） 纪念淮海战役胜利60周年全国书画精品大展入展（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书画研究院主办） 北京市第七届新人新作展入展（北京美协主办） 第二届“民族情”全国书画艺术大赛金奖（中国书画协会主办） 纪念中日书画艺术作品大展三等奖。 第二届中国青少年书法美术大赛获青年美术优秀奖（团中央主办） 永乐宫国际书画艺术节展优秀奖（中国美协、中国书协联合主办） 纪念中纪委恢复重建30周年书画展入展（中纪委主办） 全国第六届楹联展入展（中国书协） 全国楚简帛书法作品入展（湖北省文联）
公益及作品
2008年先后为灾区向中国美协、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赠作品12件并与张步、吕浩才、史国良、赵占东、周秀青、吕中元、柯琦、吴强、蒋彦等人合作。 出版有《高风书画篆刻选》、《高风画集》、《山水画教程》中专版。先后有四十余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林业书法家协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等机构收藏。先后有三十余件作品被保利等拍卖机构拍出。
中国传播媒介的发展史？
中国近代报业在竞争发展的历史嬗变过程中，无不与国际传播的大背景密切相关。“所谓国际传播，表现更多的是利用大众传播的交流，即特 定的社会集团通过印刷传播（报纸、书刊）或者电子传播（广播、电影、电视）面向受众的社会范围最广的传播。”[1] 而信息的国际传播交流地位，往往与一国的国力兴衰有关。近代的中国，被动接受的是殖民化的媒介话语，西方传教士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面纱，携媒介经营理念以虚伪面孔出现，但内质却是赤裸裸的文化渗透；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媒介资本规模及其强势话语霸权的冲击，我国近代报业幡然醒悟，改良派与革命资产阶级报业纷纷出笼，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运作模式与近代国际接轨。而国际传播并非现代媒介外部生存环境的专有词，它和近代的“西学东渐”一脉相承，在中国报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它一直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时代背景，也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报业汇入世界传媒潮流的进程。
中国近代报业时间范畴界定
中国近代报刊的时间范畴，一般认为是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1]我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但此报存在时间很短。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对此，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时间颇有争议。倪延年、吴强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提到：“虽然，从19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了中文报刊，但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似乎稍失严密。而以艾小梅、容闳、王韬等人为首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则不是势单力薄就是远离大陆，故难以从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角度来认识。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当然，这一标志的出现不是突发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们（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创办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3]
倪、吴两位学者的观点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观点却存在三个方面值得商榷：一是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的表述前后矛盾和含糊，既认为19世纪90年代是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又认为19世纪50年代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开端，同时在该书的第9页提到“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史基本上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即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前期阶段时，中国近代报刊也处于上升时期”；二是在理解“中国近代报刊”时，把“中国（人）”作为创办者主体，而从客观历史来看应把“中国（人）”做作为地域性主体，这样就不会割断报业发展流程中的历史联系，毕竟“中国近代报刊”与“近代中国报刊”的内涵不同，如果是后者，则倪、吴观点姑且可以自圆其说，但这样会有悖报业历史发展事实；三是在外国传教士创办报刊过程中，其报纸形式和内容逐渐趋向中国化，且有的报纸吸收中国报人参与合作，如王韬在英国人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从事十三年，为他后来办报提供了借鉴。有的报刊后来被中国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办《申报》。因此，按照方汉奇先生的观点，把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界定为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开始，既符合报业发展的历史，也便于问题的讨论。
渗透与移植——近代西方报业的东渐
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和发展的背景，通过考察其历史，归纳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内因。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为报业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渴求对动荡社会信息的需求，这促进各种报刊不断涌现；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报业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扩张，促使西学东渐，本文主要从后者即以国际传播为背景进行历史性考察与分析。中国近代的报刊业源于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传教士在南洋和东南沿海一带共办有6家中文报刊11家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正是这些报刊在内容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都带动了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诞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国传教士及其所创办的报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带出版，然后寻找机会传入大陆。由于这些报刊的创办者们很多来自工业生产比较发达?兽祱栮浴?????????、科学技术比较先进、报业体系日益完善和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采编印发等业务和技能上比中国京报和官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进，中国近代报刊应运而生。外报传入中国后，一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报界，引进“西学”，自办报刊。从传教士在1815年8月办第一张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无论是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报纸，均多少不等地承担起了推动中国卷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过这些报纸因办报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罢了，但最终殊途同归，缓慢地汇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国近代报纸的发展，不管是它的宣传效应，还是它的产业模式，无不深深打上西方传播观念或媒介资本运营理念的烙印。
一是理论层面：西方传媒文化与意识的渗透。鸦片战争前，传教士报刊重点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国话语阐述西方基督教义和文化观念。鸦片战争后，他们的办报活动向内地深入，上海成为近代报业的中心。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多达170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几乎垄断了我国的新闻事业。这时期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主要有：《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中国教会新报》《中西闻见录》《益闻录》等，这类刊物一方面传播了在当时还不失为进步的新学问，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这些刊物中，尤其以《万国公报》影响最大，它于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长期担任主笔的是林乐知和李提摩太。该刊采取了将基督教教义、西方文化和中外时政融于一体的宣传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动荡的局势中合法干预中国的内政，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正如近代新闻学者戈公振在论述外报对中国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时说：“初外报对于中国，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评论。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5] 在外报的刺激和影响下，一些接触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开始在航运发达的香港创办近代中文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韬于1874年1月5日创办的《循环日报》，而这也得益于王韬在欧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学、文化以及先进的传播观念，同时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办报思想和经营理念。如王韬在他的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对此，激进的梁启超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见《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不过，综观两人观点，他们过分夸大了《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国人却趋之若骛。
尽管如此，但中西传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发展，这同时也归功于新闻学的创立者们，他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的学习与传播尽了很大努力。如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曾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的任白涛、邵飘萍，以及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的戈公振。他们当中的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在新闻从业过程中，实现了西方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构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国新闻学，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国报学史》表现尤为典型，这本书的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一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献达二十二种。而整个绪论的思维结构和论证方式，基本上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可以看出，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比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闻学著作的徐宝璜在《新闻学》自序里所说：“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后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作了准确的评价，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6] 所有这些传播意识和理论，对中国近代报刊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是实业层面：西方媒介资本和经营理念的移植。中国近代报刊主要包括宗教性报刊、政论性报刊、商业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娱乐性报刊等几类，但真正代表中国报纸产业的要数外国人创办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综合性商业大报，当时全国商业中心——上海也成为大报竞争的中心。
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人美查等人集资创办《申报》，打破了于1861年11月创刊的《上海新报》独家经营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来看待他所从事的报业，从报纸的内容、发行和价?兽祱栮浴?????????格三方面与《上海新报》展开竞争。美查认为，“这报是给华人看的，文字应从华人方面着想。”因此在内容上尽量适合中国读者口味，并且从创刊起就确立了“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的办报模式。大幅度降低报价，积极拓宽发行渠道。所以，对手《上海新报》不得不于1872年12月30日自动停刊。《申报》成为上海独家经营的中文报纸。此前创办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被誉为“上海中文报纸的第一颗新星”，但是该报的主编都是传教士，报纸的宗教气息很浓，不能适应商业发展需要。《申报》一创刊就呈现出近代报纸比较完备的形态，有消息、广告、京报全录、副刊、经济新闻、社会新闻、言论等体裁。在报道方式上值得借鉴，如在报道重大社会新闻时，经常采用连续报道或集中报道的方法。最为典型的是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报道。此案发生于1873年浙江余杭县，当时《申报》在杭州有一个分销处，杨案发生5个月后，《申报》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题目为《记禹航生因奸谋命事细情》的报道，把杨乃武名字写成“禹航生”并报道他如何风流放荡而导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载了《记禹航生略》一文，报道了该案县审时已判二人死罪，杨姐不服判决，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该案在省中复审的全过程。此后一段时期，陆续发表了关于杨案的报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审余杭案》为止，连续报道达四年之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提高了《申报》的知名度和发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国人福开森买下了由英国人丹福士于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由汪汉溪担任总经理，从此，上海报业又是两军对峙——《申报》与《新闻报》。《新闻报》的竞争手段有三：（1）迅速介绍商情，以经济新闻为重点；（2）运用东借西还的资金周转方式，不断添置新式印刷设备；（3）不惜巨资，建立无线电收报台，直接收听外国电讯，赢得新闻出版时间。到1929年，两大报业并驾齐驱。
“外报的畸形繁荣，是外国资本输入的一种表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润，并往往与西方文化渗透并进而互为表里。”[7] 民族资产阶级报刊是中国近代报刊的主流，主要有两类：一是商业报刊，它晚于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文化报刊，大多是脱胎于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但比较注重经营管理；另一类是资产阶级政党报刊。从文化底蕴上看，西方宗教文化无法与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文化匹敌，所以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些外国人办的商业报纸逐渐转移到中国民族资本手中。在中国创办中文报纸的外国资本，为了沟通语言、迎合习俗、拓展业务，他们纷纷雇佣中国人参与报业采编出版等业务。后来华人资本的壮大以及其从业经验的丰富，逐步控股外国报业资本，《申报》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申报》和《新闻报》作为英、美报纸，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活动提供讲坛，为推销他们的商品做广告宣传。但是，他们以赢利竞争为动力在新闻业务和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他们的报业资本以及先进经营理念的渗入，对后来中国本土报业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国中文报纸，广告占报纸版面3/4左右。同时，它以印刷业为依托，进行各种文化事业经营，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环日报》上所刊的“中华印务局告白”称：“启者：本局设在港中环百步梯，除发行《循环日报》外，兼印售月份牌、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王韬《蘅华馆诗集》，代售《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书籍。”又如《时务报》本是一家政论性很强的报刊，但又兼顾新闻性和娱乐性，以此吸引读者。尤其是时务报馆除定期出报外，还推行许多新式文化事业和实业活动，凸现报纸的综合社会功能。如出版中外时务书籍，代售书报，协办学堂，兼办实业等等。它作为一份绅士办的报纸，完全自筹资金，经营上自负盈亏。尽管没有像《申报》《新闻报》那样走企业化大报的道路，但其运作尤其是它的销售发行具有明显的产业特色，《时务报》的发行主要是通过报馆在各地建立的代售点，18个省内达138处，就连日本和新加坡也设有海外销售点。当然，在这一阶段，商业报纸的运作开始采用企业化模式，但还没有形成报业集团。而到了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报人成舍我考察西方报业集团，回国后在中国搞报业托拉斯，成立新闻公司，目标是办成包括十家大报以及通讯社、新闻研究中心、定期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等的报业集团。这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有意识、有组织地组建报业集团的萌芽，也是西方报业经营理念东渐的结果。
三是技术层面：西方报业印刷技术的引进。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印刷术的传入。首先以铅活字印刷术为首的近代印刷术在西方国家出现，并且逐渐传入中国。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奉到达中国，随即展开了广泛的翻译、出版活动。从1815年起，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陆续出版了马礼逊编写的中、英文大型工具书《中国语文词典》，这部书是含有中英文两种文字的工具书，如用中国传统的雕刻版，则大量细小的英文字无法雕刻，从当时的技术工艺来看，雕版既无法与铅活字拼接?兽祱栮浴?????????，也不能采用机械印刷。因此，要出版这部书只有采用中文铅活字排印。为此，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铅活字。当时还没有发明中文字模，无法大批量生产中文铅字，于是采用古老的办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铅合金上刻制。这样一项浩繁的工作，决非一人或几人能完成，于是雇佣大量中国人参与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审稿、校对、印刷等，才得以顺利完成。1815年，传教士米怜奉马礼逊之命带领中国刻工梁发在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这个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采用雕版刷印。19世纪初，西方近代印刷术与印刷油墨同时传入中国。到1913年，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业油墨制造厂上海中国油墨厂成为我国制造现代印刷油墨的开端，产品分为印书油墨和印报油墨，印刷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京《国民公报》、《大国民报》等。另外，通过西方传教士，石印术也传入中国，1833年广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继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国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术传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点石斋石印书局成立。
第二，印刷设备的引进。由于动力的采用、卷筒纸轮转铅印机以及自动铸排机等的发明使用，近代印刷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百余年时间里进入了成熟阶段。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及美国已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动力、冶金、机械、化学、造纸等工业的发展，为印刷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一进程中，印刷生产摆脱了传统的手工业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生产，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设备一直来自外国。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报馆购置欧式手摇轮转机，每小时可印几百份报纸。1906年，由英国人发明的电气马达作动力的单滚筒机进入中国，开始新闻纸两面印刷。1912年申报馆购置双轮转机，每小时可印2000张。1916年，申报馆购置法式滚筒纸印刷机，每小时可印8000张。1925年上海时报馆购置德国的彩色滚筒印刷机，是当时先进的凸版印刷机械。在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印刷机械开始作为民族工业出现，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机器厂创建，至1912年先后又有6家规模大体相似的印刷机械厂建立，这些印刷机械厂以维修为主，兼生产一些小型印刷设备。印刷术及设备的引进，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 张桂珍《国际传播与国际关系》见刘继南主编的国际传播：现代传播文集[C]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②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③ 倪延年、吴强《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④ 蒋晓丽《全球化语境下的华文传媒言述方式的嬗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J]2000（10）第104页
⑤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10页
⑥ 徐宝璜《新闻学》自序[M]，见《新闻文存》第281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⑦ 胡太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中国重工的领导介绍
李长印 党组书记 总经理党组书记、总经理。1951年出生，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历任江云机械厂技术员、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厂长，重庆船舶工业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西安东风仪表厂厂长，西安船舶设备工业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党组书记、总经理，华雷机械电子集团总经理。1999年7月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纪检组组长，2001年10月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张必贻 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 总会计师党组成员、副总经理。1953年出生，毕业于厦门大学。历任六机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香港华联船舶有限公司会计师、高级会计师，北京长城无线电厂车间副主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财务局副处长、处长、局长助理、副局长。1999年7月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李国安 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副总经理。1952年出生，毕业于华中工学院。历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0一所副科长、室主任、党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第七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科技部主任、副院长、党组成员。2000年9月任第七研究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2001年10月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董强 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副总经理。1958年出生，毕业于大连工学院。历任大连造船厂技术员、车间技术组副组长。大连造船新厂车间技术组副组长、组长、车间副主任、生产处副处长、车间主任、厂长助理、副厂长。其中，1997年9月至1998年7月期间，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00年8月任大连新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1年10月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吴强 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副总经理。1957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船舶流体力学专业。历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船海系助教，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综合计划局规划一处副处长、处长，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规划发展部副主任、主任。邵开文 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副总经理。1957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力工程专业。历任第七0一研究所三室副主任、第七0一研究所上海分部主任、第七0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军工部主任、第七研究院院长（法人代表）兼党组副书记、中船重工军品工程技术中心主任（法人代表）。钱建平 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副总经理。1961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1983年7月毕业于南京工学院水声工程专业（本科）, 1993年12月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鱼雷自导专业（硕士）。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第七〇五研究所六室副主任、主任，一部主任，副所长、代所长、所长；西安船舶设备工业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华雷机械电子集团总经理。2006年11月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朱振生 党组成员 纪检组长 总法律顾问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1950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经济系，同年9月到中央纪委第二纪检室工作。1985年8月至1992年12月，先后任中央纪委第二纪检室副处级检查员、副处长、处长；1993年1月至2006年11月，先后任中纪委监察部执法监察室处长、副主任、主任。2006年11月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
